“保护熊猫”与“断章取义”，看似两不相干。但当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埋怨自己常被人“断章取义”，却又期望自己能被媒体当大熊猫一样保护起来（5月21日《新京报》），此时的两者之间，就有了类似权利与义务的联系。在王旭明看来的“断章取义”，其实，未必不是公众解读官方发言的

    自有新闻发言人以来，王旭明素以率直著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不曾用“无可奉告”搪塞过公众；但王旭明所言，又屡有怪论之议，诸如“大学生养猪论”、“上学买衣论”，都曾广受公众的非议和批评。然而，直言了四年，王旭明依然是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怪论了四年，王旭明一直得到教育部领导的肯定。尤其是已经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将实施，新闻发言将被纳入法定程序。如何看待政府信息公开与如何善待新闻发言人，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旭明的感觉与境遇，就有了特殊的标本意义。

    敢言新闻发言人之当言，这是王旭明的可贵之处；所言能令教育部领导满意，这是王旭明的自信之处。当说不说，新闻发言人就成了摆设；所说非当说，新闻发言人又难免被炒。王旭明能给公众一个敢于直言的印象，又能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一坐四年，这就是王旭明的成功之处。至于王旭明让教育部挨了骂，是否就给教育部添了堵，从王旭明的夫子自道看，似乎也未必。譬如大学生就业难，这是事实，王旭明所谓“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不过据实而说；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学生能读什么样的书，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家庭能承担多大的花销，这也是事实，王旭明所谓读书就像上街买衣服，有钱上精品店，没钱只能找路边摊，同样是据实而说。结果，犯了众怒不假；但促成了就业政策的调整、《促进就业法》的出台，似乎也不假；促使国家奖学金、助学金从去年的18亿，调整到今年的95亿，再到明年的200亿（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不假。能否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能否落实公众的监督权，从就业政策调整和教育投入的例子看，似乎都跟王旭明的新闻发言有着或大或小的联系。

    所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地保护新闻发言人，直接保护的是新闻发言这个制度，真正保护的却是公众知情的权力、监督的权力，是政府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这道阳光，促使施政更加透明、腐败更难藏身的希望。王旭明以大熊猫自比的良苦用心，当为公众所体谅，也应为媒体所知晓。至于“断章取义”，虽曾令王旭明不胜其烦，但实在是情有可原，而且还可能“断”有所值。因为怎么说，是你新闻发言人的事；怎么报道，却是媒体的事；怎么理解，更是公众的事。完整把握是一种理解，“断章取义”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解？不允许断章取义，就会剥夺许多人理解的权利。且不说这“断章取义”常有见仁见智的争议，它是达到准确理解的一个过程。就算确属“断章取义”，也会有它存在的价值。有了“断章取义”，某些局部问题才能得以放大，某些关键问题才能得以强调，某些深入讨论才能得以进行，由此出发，某些新政策、新法规才能得以出台。所以，拒绝“断章取义”，对新闻发言人来说，不仅行不通，而且不可能，所以不足取。

    我以为，媒体与公众要懂得像“保护熊猫”一样地保护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则不妨多一点雅量，给媒体与公众一点“断章取义”的权利。（慕毅飞）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