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犯错的人，被人抓住而又不打算送官纠治的时候，所受到的惩罚，往往伴随着羞辱：剥衣游街，剪阴阳头属于常见的“惩罚形式”。到了“文革”期间，这种人格羞辱性的惩罚，又落到了被批斗者头上。然而，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居然“古风犹存”，报载，广东东莞东坑镇一个17岁的少年，

晓硫茂密的头发被剪成了阴阳头 

    的确，城市里牛皮癣式的小广告，很让人讨厌，不仅破坏城市面貌，而且内容多半涉及不法，对这种小广告，的确应该治理，我们也可以理解管理人员，因屡次整治无效而产生的烦躁心理。然而即便如此，用这种人格羞辱的方式，惩罚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其自身的恶劣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小广告本身，等于是用一种大恶来惩治一种小恶，其影响之恶劣，令东莞这个城市蒙羞。

    犯错就意味着失去或者暂时失去尊严，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一种成见。这个成见，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犯错被抓，理所当然就要被羞辱，罚人者理直气壮，被罚者默然忍受，围观者兴高采烈，没有人会认为有什么不应该。中国人有讲究面子的文化，所以一些人认为将羞辱作为惩罚，可以收到格外的效果。因此，自命风雅的乾隆皇帝，才会对他不喜欢的某大臣，不打不杀，只赐给一个“名教罪人”的匾，羞臊羞臊他。

    然而，这毕竟是前现代社会的习俗和风尚，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制的前提，就是对社会中每个人的尊严的起码尊重。犯错者即使被当场拿住，要想使之受到惩罚，必须走法律程序，在法律没有对之定罪之前，只能假定他是个没有过错的人，即便法律定了罪，就算是死罪，其人格尊严也依然要得到尊重。城监人员属于城市管理的执法者，执法者尊重法律程序，依法治理，是其职务的应有之义。显然，东莞的这两位城监人员，属于执法违法，比一般人违法性质更为恶劣。

    更进一步说，一个成年人犯了错，这样羞辱，性质已经很恶劣了，更何况这次犯错者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年。据报道，这个少年第一次离家到东莞来谋生，妈妈杀了家里的两头猪，才给他凑了800元，刚下车就被骗去了600元，不得已，只能靠发小广告为生。这样年纪的少年，在城里，多半还在求学，而他却不得不只身来到东莞打工。对于这样一个心智尚在发育中，需要受教育的孩子，城监人员这样的处罚，会导致什么呢？不用说，只会对这个城市怨恨。没有足够理性思维能力的他，很大的可能是把城监人员对他的羞辱，转化为对整个城市的愤恨和怨毒。

    珠三角、尤其是工厂遍地的东莞，一直在下大力气降低较高的犯罪率，但是，如果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就像东莞这样两位执法者这样执法，虽然可能在局部地区收到一时的效果，但是，对整个城市治安秩序，却留下了难以言说的隐忧。这种野蛮执法如果扩散开来，那么，也许有一天，同样的羞辱，必然会落到执法者自己头上。（张鸣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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