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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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南新闻网 | 时间：
2007-10-08 08: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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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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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
前不久，兰州市物价局对该市涨价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价，我觉得这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表现，是在破坏市场。兰
州物价局的人是想讨好老百姓，真要这么干，兰州牛肉面就完了，偷工减料呗。
都改革了30年了，还有这样的笑话，都是自以为比市场聪明的人干的。人总是自大狂，认为市场是盲目的，我比市场看得清。现在国家也认为可以修正市场的毛病，所以干预市场。毛病是可以修正，但问题是谁来修正。是你还是我？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开始挨整，说的就是这些事。1956、1957年，市场上已经买不着肉和鸡蛋了，我就说为什么不涨价？涨了价就买得到了嘛。我是反对管制经济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市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买得到，不过可能贵点儿。如果你把市场破坏了，有钱也买不到。
1968年，据说有一个机密文件，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样透明干净，说我危害首都安全，要我迁出北京。我被抄了家，老伴儿被剃了光头。我当时在铁道研究院，院里一起被赶出北京的有12个人。
于是，我在大同机车厂待了10年，境况还不错。在农场劳动了两年，剩下时间都在做技术工作。先是参与搞燃气轮机，后来借调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铁路值不值得修。我是学理工的，对最优化理论感兴趣。最优化在数学上叫数学规划，管理上叫运筹学，我学得都很起劲，从这些东西慢慢就到了经济学——它的本质就是最优化问题，怎么能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多的财富。
1982年，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当时，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那实际上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交锋的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经济学家后来都成为代表人物，如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张维迎也发了言，他那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
我们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有很大的斗争的。现在大家都说市场经济，那个时候谁敢说？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你来个市场要自由，既没计划也没比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冒好大风险的，赞成私有化，发展个体经济，是犯天下之大忌。所以，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地反。现在都开公司，私有化了，那个时候谁敢？马路上摆个摊儿都不行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冲破了重重障碍，当然不光是经济学家的作用，主要还是邓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再加上经济学家的作用。大家慢慢越来越懂得自由经济的意义，这个斗争就不太大了。很多人都忘掉了。
我写文章说，很多人都坐享其成，收入都提高了，可是当初你们都是反对搞市场经济的，反对得很厉害，什么帽子都给戴过。你说愚蠢不愚蠢？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没有一个搞公有制的，这是从经验上看，理论上也是完全能证明的。
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把劳动、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财富是这么创造的。计划经济算不出来怎么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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