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私家车不能享受低保待遇，有手机、空调的家庭仍可申请低保，与我们此前看到的有关政府在

　　社会救济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不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实施社会救济应当以救济对象为中心，一切救济行为都应当以尊重其权利、人格和尊严为前提，以满足其需要和促进其发展为目的。从本质上讲，它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和关爱的基础上。不管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还是非制度化的社会保障，都应该体现人文关怀精神。正因为如此，在社会救济当中，尤其要求管理者要有宽容的心态。

　　但是，管理者的宽容不是天生的，我们曾经看到有关政府在低保政策中规定享受者不能购买空调、冰箱，家庭电话月费用不能达到当地城市低保标准５０％以上等，这些都是不宽容的体现。

　　我们知道，与管理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单一性不同，公共管理恰恰是多样性的充分张扬。当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人的差异的基础上时，单一化的社会规范体系也同时开始弱化，放宽规制成了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深圳市的规定体现了这点。

　　当下社会对公共管理者的宽容提出强烈要求，要求他们宽容地对待治理体系中的人的差异，并进一步把人的差异转化成合作体系中积极的互补因素。这样一来，宽容就不能仅仅作为只与少数人联系在一起的偶然性的德性而存在，而应当成为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会在制度上和公共政策等各方面都表现出积极接受和容纳异质因素的特征，从而为公共管理者把原本属于人的德性的宽容转化为道德责任和义务的做法提供了制度保障。

　　也就是说，公共管理所拥有的充分的制度性宽容会以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的形式出现。只要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只要公共管理的治理活动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合作，公共管理者的宽容就是必须的。人与人之间只有有了宽容，才会产生积极的合作，社会治理活动也是这样，只有当公共管理者承担了宽容的责任和义务，才会有着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普遍合作。

　　虽然宽容是对个人提出的要求，但在实际上却是从属于社会整合和群体共生的需要的。所以，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特别是当社会中存在着差异性和人群异质化因素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对宽容寄予较高的期望。但是，如果宽容仅仅作为一种美德而被提倡的话，那就永远无法实现宽容的普遍化。当宽容被规定为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是制度化的追求，它将宽容纳入到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体系之中。

　　有手机、空调的家庭仍可申请低保，让我们不仅看到了管理者的美德，更看到了责任和义务。（朱四倍）

（责编：吴颂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