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三女生因为自己是“黑户”,不能报名高考而选择服毒自杀,幸亏及时被救。但在10日网上报名结束之前,如果其还没户口,她仍无法摆脱不能参加高考的命运。(《法制晚报》1月7日)
5日晚,玲玲的生理指标仍由心电监护仪监控着
玲玲的户口问题,其父也曾多次“跑过”。
——但辖区民警说,需要孩子母亲出面。事实上玲玲是个未婚生育的孩子,母亲已再嫁多年。玲玲的父亲必须找到孩子母亲先结婚再离婚,之后请法院判决孩子给父亲,然后才可以办户口——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于是,一个成绩优异的高三女生玲玲,因“黑户”问题不能报考而选择了服毒自杀。在这里,一个北京户口成为“杀人帮凶”。
然而,真的只是户口问题吗?恐怕还是户籍制背后依附着太多的潜利益,是户口所承担的社会不均衡之重。在一系列的支撑制度中,就业和教育是如今附着在户口身上最大的两座大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户籍问题专家王太元曾经指出:户籍制度及户口迁移制度只是“替罪羊”,附加到户口上的各种利益、隐藏于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制度才是根本所在。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户籍制度改革本身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应该是消除社会分割和身份歧视。而就玲玲自杀事件而言,如果只是解决一个高三女生“黑户”问题,恐怕无济于事,因为谁都不敢保证下次会有另一个玲玲出现。也就是说,这个事件不仅仅针对户籍改革,而且还向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提出了抗议。因此,真正解决户籍问题,恐怕还在于正视户籍承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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