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著名杂文家

　　这是我3月29日在广东省人文学会演讲的订正稿.

　　我曾在<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发表后

　　因为这个演讲事先没有取得我的同意,我认为这个题目是对境外学者介绍中国状态的,不适合国内知情者和一般听众,所以演讲兴致不高,有点东扯西拉.但我的基本观点是不会变的,不管对谁.在山西长治开会,中宣部管阅评组的一个女处长在场,我也不隐瞒我的观点.

　　但那个速记的女子是圈外人,有些话她听不懂,权利意识她也记成全民意识.有些她干脆就没记.我的整理也只是订正速记稿.

鄢烈山：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还有老远赶来的朋友。今天高战把我推到这里来我觉得很尴尬，因为确实不知道讲什么好。我最近讲过两次，一次是在汕头大学里面讲的，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因此我讲的是基本概念，讲了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写作，什么叫公民，什么叫公民社会，什么叫公民写作，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午间的讲演，是一个很小型的交流，主要是面对港台、美国来的一些学者介绍一下中国的言论环境，最近十年发展的状况。我们大家都是在国内生活，我也没有必要去介绍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针对性。但是已经通知我了，不来的话又对不起大家，所以非常不好意思。

　　首先我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大家进行交流。我今天的这个题目肯定是没有什么公共性的，但我们在座的有媒体的、有写作的，也有热心的读者，大家还是关心这一块的内容，都有一个兴趣，对言论自由怎么争取，我们怎么参与这个表达，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自己有一个判断，各人的想法可能不完全一样，大家希望能够互相沟通，我想这是今天的主要目的。同时，我确实没有研究，我跟同学们和学者们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做研究的，只能凭我自己的经历、个人感受谈一谈看法。在香港中大遇到一个学生，叫卢欢，写了一篇硕士论文，给我看。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的理论基础、理论功底和研究的深度很不错。她先是讲哈贝马斯的理论，然后就中国的现实看问题，怎么分析判断，谈出自己的观点来，比国内特别是在职的硕士生强多了，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跟在职的研究生差不多，没有什么理论。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我是前天晚上才回来的，昨天又上了一天班，因此我按照在香港讲的内容大致来讲一讲。

　　一

　　“时评”的概念是什么？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些写作者和编者常说的“时事评论”，是非常狭义的，其实它只是指新闻评论，就是追着新闻跑。大家看时评版，都是特别讲究时效，好象过了两天写的东西就没地方发了。这种评论是一种快餐，讲快速反应，这是现在的主要形式。

　　再深一层的不是针对某个新闻事件发言，而是对当下的时政和社会文化现象发表看法，以专家、学者的长篇大论为主，当然这个长也长不到那里去。只是专家学者的身份，有那么一个专业的功底，也不是讲很专、很深的东西，因为毕竟是对大众讲话。其实，梁启超他们最早也是关注当下的时政，没有那么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什么可追的，因此这种时事评论是有深度的，提的问题是比较重大的。比如孙立平讲的断裂社会，重新建立“稳定观”，秦晖讲福利与自由，陈志武讲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我觉得那是全景性的观察分析的文章。都是比较有深度、比较宏观的时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现在更多的是体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时评，这种时评是针对某一个新闻热点，或者自己经历过的某些事情来发表意见，这种时评本来应该更多地占主体地位，而我们现在只是在网络上占主体地位，但影响力并不占主体地位。为什么说这种评论应该占主体地位？我们看海外的媒体，他们的专栏作家是真正的专栏作家，不像我们的专栏作家是不固定的，而香港、美国的作家就是一个专栏给一个人，讲什么都可以，我昨天碰到谁、见到什么事都可以作为题材，那种东西其实可以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又具有真切感，是扣紧当下，不是根据新闻事件，也不是很宏观的，其切入的角度是个体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他自己深层的思考。我们这一期的《南方周末》有一个很短的来信，有一个记者跟他的朋友跑到“两会”上吃，代表吃的东西其实很丰富、很高级， 但是这些代表很多都不去吃饭，因为很多人都去拉关系去了，因为很多是官员，那个也是现场版，也是一个评论。很多官员趁这个机会去和其他官员去沟通，一个省长去请一个处长吃饭去了，无非就是因为这个财权集中在上面，搞转移支付，大多数都是批项目、要钱等等。我觉得这些来自生活的东西应该占比较大的分量，这方面可能网络有一些，特别是博客里面会有一些，但因为它太散了，没有引起关注，因此它的传播效果就比较差一些。今后怎么把这一块做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上我讲了评论的三种方式，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空间。

　　二

　　为什么我们要谈近10年来，而不是18年来、30年来的时事评论发展状况？我觉得近10年来我们中国在评论的发展方面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说1997年是一个关节点。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五大”，是1997年秋天开的，香港也是这一年回归的，这一年是邓小平去世。1998年的夏天发生了大洪水，军队抗灾，军民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到现在军队的声誉已有很大的变化，李云龙、许三多等这些军人形象不仅不会引起反感，而且会走红。

　　还有从互联网来说，1995年5月中国创办了第一家互联网供应商，到了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入了快车道，都在1997年年前后。2000年联想公司想创立一个评论品牌，办的网叫FM365.com，当时搞了10个签约评论员，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薪酬比较高，大概一篇400到500元，那时候稿费标准很低，而他们开价很高，想作为一个全国的品牌来经营。2000年4月份起，到2001年5月份就搞不下去了，被停止了。然后搜狐网看到了这个经济增长点，有市场需要，有读者需要，就办了一个“搜狐视线”，然后“搜狐视线”又被停止了，又被砍头，当时刚好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换了一个形式叫“搜狐星空”，那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言论发展的态势，那是一种公众的需求。新浪网当时也想搞，看到这么有人气，也想搞，后来也搞不成。过程比较曲折，总的来说无论是联想，还是搜狐到新浪，都是看到了时评的人气，看到了这种社会需求。现在管死了民间这一块，只有官方的网站才能够首发，比如新华网、人民网、千龙网、南方网等等，后来好象每一个省都有一家政府网站，比如“浙江在线”什么的，每一个省都有一家，但很多省也放弃了这种首发权，不想惹麻烦，反正他也不想冒这个风险。有些商业性门户网站想冒一点风险，作为只有转载权的网站，它们想出了对策，与有首发权的网站合作。

　　事实上时事评论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于是就在博客发表了，博客也是现在门户网站重点经营的推荐，让它得到关注，所以它也是一种言论，它进行社会批评，乃至进行时政批评。

　　更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现在都市报是时评的主力军。《南方都市报》是1997年创办的。1997年开始办的时候是小规模的，像《羊城晚报》那样的模式，也写专栏，基本上还是比较重视人文这一块。现在的时评发展不是凭空而起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像《羊城晚报》这样的报纸把评论进行个人化。过去只有“本报评论员”，后来就有了个人署名的评论，慢慢地就发展了现在的这些条件。到97年《南方都市报》兴起以后就有一个爆发性的发展。现在几乎是每一个都市报都有时评专栏，《南方都市报》有，《南方日报》也有，大家都在满足读者的需求，搞时评专栏。

　　要提一下《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初开了一个《冰点时评》专栏，而不是版。然后到了1999年10月1日就有一个“青年话题”专版。中国的媒体确实进入了卖观点的时代。新闻应该是两点，一个是时事报道，还有一个是卖观点的。在我们中国这一点特别重要，什么时候有一个新提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什么时候官方又有了一个新的提法，民间提出来什么观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周瑞金3月17在《新京报》发表一个观点，他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是确立了以生产力为标准，就是搞市场经济，第三次思想解放应该是还权于民，目的是达到还权于民，以前是还利于民，让利，而现在到了还权为民的时代，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观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当然这跟他过去的身份有一点关系，他是“皇甫平”之一，退休前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副总编辑，副部级官员。实际上大家对这些都是很关心的。这是从10年来都市报、从网络、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看时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时评是一个小概念，再大一点的就是我们的舆论环境，再更大一点是全社会的言论自由。如何评价这一个发展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持一种一厢情愿或者诅咒的对立态度，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表现在某些愤青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比较激烈的。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海外媒体的，也是朋友传给我的。80年代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言论很自由，而现在中国新闻媒体的改革他认为是一个神话，这是基本观点。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客观，80年代的言论自由程度非常低，明显的标志就是动不动就“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人权”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周扬、王若水这样老资格的人还在写为人道主义辩护，为人道主义正名，你说那时候好到哪里去？完全是瞎扯。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这几年我们出书很难，但是翻译的书是非常开放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翻译出来影响了我们的学者。

　　另外媒体的改革也绝对不是一个神话。当初的动机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甩财政包袱，到现在只养活了少数的几家党报。中央的媒体《人民日报》是要全国订的，中央财政是要给它拨钱，一年一个亿或者几个亿；还有就是《光明日报》，要养活一批人。其他大多数的媒体都是自负盈亏的，像《南方日报》下面的子报都是自负盈亏，逼着你走市场化的道路，它是企业管理的方式。企业管理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去迎合读者的需要，读者不买你的账你就死掉了，你再说也是白说，对于这些媒体老总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总之，我们评价言论自由的环境、评价新闻体制改革的好处坏处、进步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三

　　我曾经向新闻系的学生说，写新闻时评，中国几十年来的榜样是梁启超，再就是王芸生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张季鸾、王芸生当时是纯粹以公民的立场来写作，不站在政府的那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那一边，这种立场是可取的。还有就是雷蒙·阿隆，这个法国人他的名声在中国没有萨特大，他们两个的观点是对立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萨特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提起来无人不知，可是像雷蒙·阿隆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一个报人，他一生写了4000多篇的社论，写了无数的专栏文章，在大学里面兼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是写时评的人榜样。他主张做一个“旁观的介入者”。我们要介入社会，因为我们是搞评论、搞报业的。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关心社会，应该是介入，但是你又要有一种冷静甚至是一种旁观的立场来看，不带感情，就像一个科学家研究某一个对象，你是研究动物、植物，研究细菌的，你不能带着感情来研究，应该是旁观的介入者的态度。再一个榜样就是《通往公民社会》的作者，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他是团结工会的精神领袖，一直在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后来当选了国会议员，却不当官了，回去继续办他的《选举日报》，这是一个纯粹的报人，是一个公民知识分子。他不是为了权势，他坐过5次牢，经历已经够曲折了，但是他也说，你不要仇恨官方，要警惕把官方妖魔化的同时，把自己天使化，不要用斗争哲学来看待问题。

　　当然我这样说也是有一定针对性的。我觉得我们评价任何一个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客观、冷静的立场。我最近看到《南方人物周刊》上程益中的一个访谈，他说，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的境遇关系不大，并不随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觉得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立场，这样处事才会比较冷静，表述才会比较客观。而且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就党内来讲，有些“一二·九老人”，他们当初有些人的追求是很真诚的，他们经历了很多以后又回到了起点，人权还是要的，民主还是要的。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军队是最封闭的，可是军队的作家又是最开放的，像作家王朔、莫言、阎连科、学者王彬彬、新闻系最好的教授展江等等，他们都是从军队里面出来的，我们省人文学会的郝总也是从军队出来的，分析现实都应该有比较平和的心态和立场。

　　我们要与“把一切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旧思维区别开来。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这种合力有许多的方面。为什么我要提97年以后？因为它跟国际社会的压力、现代文明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秦晖和陈志武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时，都谈到了国际因素。陈志武谈到了制度模式，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因为现在是自由贸易时代，把闭关锁国的很多障碍都打开了。当初英国如果没有炮舰就打不开中国的大门，而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炮舰，这是自由贸易的因素。再一个是互联网因素，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背景里。再一个是9.11以后，反恐给中国也带来了好处，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合作，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也想发展，也想加入国际社会。加入WTO，就必须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则，不守规矩的时候，别人就要孤立你，自己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于是跟言论自由相关的，比如某一个人关进去以后，美国总统讲几句话可能就放出来了，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还有一点是国内民众自己的争取。也不要把自己拔得太高，以为靠的是我们写评论的争取了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今天各个不同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展起来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太石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太石村的农民们，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他们的本能。老太太的养老金都没了，就无法生活下去，她就必然要求查账。这种抗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出了张德江提出了征地的“三条硬杠杠”，首先要先签协议，其次要按最高的限额来补偿，三是没到位的时候不准动工。另外还有一些民工去跳楼、拦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抗争。这种抗争是一种社会的最基本的动力，他要求自己的权益受到保护。包括被拆迁的城市居民，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必须要让步，因此才讲和谐社会，讲减少社会矛盾。这种权利意识的崛起有出于本能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知识界、时评写作者在这里面也会有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要太看轻自己，也不要太看重自己。你说完全没有作用那也不是事实，但就靠你的几篇文章煽动，这也是不对的。

　　我前面说到出于市场化的利益驱动，媒体进行企业管理，就不得不迎合读者的需求，包括一些官员也利用民意和媒体宣传，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官员也不傻，他也知道舆论的重要性。我昨天上网看到很多人在骂汪洋书记在人大的讲话，说中国的民主成本低、效益高，苏格拉底就是民主投票搞死的，那些可能是内部讲话，但是登出来了，很多人臭骂一顿，觉得很失望。他的话有些可能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南方周末》写解放思想的系列评论的时候也想到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的头上有“天花板”。地方官员能搞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比如广东人应该加工资，汪洋说广州的水不好，我非常同意，他说要发展中小企业，就去找马云，说东莞的企业不转型就要被淘汰掉，我觉得确实说得非常好，符合广东的实际，也符合中国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政治利益驱动迎合民意的。

　　四

　　我们作为写作者，作为媒体工作者，本身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要有良知，要有专业精神。这个良知也不是有道德优越感，基督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人人的心中都有恶魔，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建立起自己最基本的良知，这种最基本的良知在这个时代是特别需要的，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最底线的东西。小红包可能记者都拿过，比如到哪儿开一个会拿一两百块钱这很正常了，但是如果说编造假新闻，一个不好的产品你说得天花乱坠那就是有问题，那就是有道德缺陷。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做媒体的不完全归因于这个环境。我跟别人讲，广东不是因为省里哪一个领导多么开明才有南方报业集团，才有《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集团是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之一。一开始张德江对我们也抱以不信任的态度，但最后以南方报业为广东的骄傲。同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湖南卫视做得很好，广东卫视做得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广西师大、陕西师大的出版搞得那么好，我们广东出版社还比不上人家？这跟小环境有关系，跟某一个群体的追求有关系。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追求，那些有追求的人就会投奔到一起来，因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从来不承认我们报业的发展是靠省里某一领导的开明，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