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2:我是《南方周末》的读者。回到主题上来,我想问一下关于时评的问题。时评作者到底是一个局外人还是局内人,这个立场我想请几位老师讲一讲,如果是客观的话就是局外人,等于是旁观者清,我看到你们两家吵架,我自己就像一个评论员一样在评论。但如果你不介入到里面,比如说你不代表某一方面的利益
,农民工的利益,或者说是资本家利益,我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评论家,只是想感受这些东西,你觉得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比较合适?
鄢烈山:我刚才讲到法国的雷蒙·阿隆,他就给了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叫做“旁观的介入者”,这是非常明确的定位。他搞公共写作,谈公共问题,肯定就是一个介入者,要发言,但是一个旁观的介入者。介入者是一种立场,旁观是一种写作的态度,写作的时候要用旁观的态度说这件事,这一点很重要。至于说一般的人的利益诉求,当然很明显我要表达我的诉求,我就是要加工资,这是很明确的利益诉求。政协到底是什么机构、什么身份?就是说对社会来讲,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表达权、发言权?你光说为了你自己发言,不是代表所有的人发言,那不对。我觉得张茵这种立场既是对的——我就是企业家,我当然要代表企业家说话,又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权?政协都是精英在发言,平民没有,这就是不平等。就我自己的写作实践来讲,我写过几篇文章,我是采取一种尽可能公正的立场来表达。比如说城管,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城管为什么招人恨?》。没有城管,人行道都占满了,比如天桥、地下过道都堵塞了,城管管是应该的,问题是怎么管,暴力肯定不对,职能划分应该怎么搞?其实做这些事的人,摆摊的,上街“执法”的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最大的不公是教育不公”,后来又写了一篇《对杨秀英们讲实话》,说的一个甘肃女孩和她的弟弟两个人都要上高中,结果父亲让拈阄,她的弟弟去念书,她去跳崖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里面,政府应该尽可能提供公共资源,要让孩子们上得起学,但是现在只能做到九年义务教育;你作为一个甘肃农村女孩,能上完初中,父亲让姐弟拈阄上高中,他不重男轻女就已算不错的;如果说不能上高中你就去跳崖,当然这里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至少是不理智的。官方有些事情你是应该批评的,但不是无条件去指责。刚才何雪峰讲到有人逢官必骂,这样不好,不要把对方当敌人,要尽可能挖掘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温家宝3月18日的答记者问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一直是我们心中想表达的。他以前讲的普世价值,这符合我们的愿望;这次他讲要尊重每个人,要依法维护每一个合法权益,要在平等公正的条件下给每一个人提供发展机会,特别强调“每个人”,他能够把这个话讲出来,我为什么不可以讲,至少我讲这个话是名正言顺。我们讲人权、讲人道主义,即使是一个假的许诺,但至少“名不正则言不顺”,我现在这样说起来就顺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责备“你光说不做”。什么叫“共同语言”?首先是舆论上达成一个共识,有一个承诺,然后就是要你实践、兑现。
2008年3月29日讲,31日订正速记稿,漏掉的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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