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80%以上国民的民生，但我国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基本上还是属于权力和税收上收，而责任下移型体制。这种体制，在财税完成、基建投资等方面，都是优先考虑市（地级市），即“重市轻县”。与此相联系，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一般都放在城区二、三产业，这不利于城
乡经济协调发展。加上县一级发展经济社会的自主权受到市一级的限制，不利于调动县一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也就是“省管县”体制。
所谓“省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由省代替市。“省管县”体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即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对县直接划分。二是政府管理体制上的“省管县”，市与县是平级的，不仅财政体制，人事权、审批权等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管理权，都由省直接与县打交道。以浙江为例，1992年，浙江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扩大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到2002年，313项本来应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被“空降”至20个县级政区。2006年，浙江选择县域经济相当发达的义乌市（县级市）作为“扩权强县”试点。改革重点首先集中在财政方面，即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省管县”体制，财政收支划分、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县财政和市（地级市）本级财政一样，直接同省财政挂钩。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着眼点，在于激发县域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其所采取的对策是：财政收入增加部分“二八”分成，即八成留归地方。这有利于实现增强省级财力和壮大市县财政的双赢目标，并使县域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比重明显提高，因而有效地促进全省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小城镇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没有小城镇经济就没有县域经济。浙江在实行“强县扩权”改革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推出“扩权强镇”改革，力图把中心镇建设成为产业集聚区、体制机制创新区和新农村建设示范区。目前，浙江经济总量有三分之一是小城镇创造的。浙江素以块状经济著称，“一镇一品”、“一镇一业”是该省经济的典型现象，相当一批小城镇在建设规模、基础设施、城镇功能、镇容镇貌、综合经济实力、社会事业等方面都有了很大飞跃，初具小城市的规模。但是，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这些城镇的社会管理仍然停留在农村小集镇层面。与此同时，由于乡镇没有独立财权，致使城镇公共财政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供给严重滞后，面临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根据发展空间、区位条件、人口、产业基础等因素，浙江首批筛选出141个省级中心镇作为“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即扩大这些中心镇的权限，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同时强化中心镇政府对农村科技、信息、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职能，理顺中心镇条块关系，垂直部门派驻中心镇机构，探索中心镇行政执法监督改革。目前，浙江已有一大批经济强镇实力甚至可以和县级市相匹敌。但是，这些镇的社会管理仍需要上一级（县级政府）批示，一旦启动“扩权强镇”改革，本来属于县一级的一些职能将被下放到镇一级。如审批权下放，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城镇规划权下放，可以使城镇规划更加因地制宜；一部分财权下放，有利于强化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共品供给，使城镇经济社会得到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发展状况如何，基本上反映了一个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22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6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坚持强省必须先强县，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浙江的经验表明，凡是县域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的进程也就较快。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基础，县域经济的支撑产业——乡镇企业是以工促农的主体力量，县域经济的纽带——县城和中心镇是以城带乡的主要载体。（许经勇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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