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一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死在了县刑警队，当时法医鉴定为:死者死于自身疾病。为什么好端端的人一到派出所、刑警队，就会犯各种毛病而“自然死亡”？这种法医结论我们看得还少吗？家属当然不服一直在上告，新上任的赵检察长下令查办此案，重做的法医鉴定推翻了之前的结论。检察机关却受到司法系统内部的重重压力甚至恐吓，办案检察官不得不把子女送到外地，“睡觉都抱着枪”，最终出现了“亮剑”悲剧。从上面这个能拍成电视剧的案件可以看出，在现实中查办刑讯逼供等公权侵害公民私权案件的阻力之大。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国人朴素的自然法观念。但有的人偏不觉得杀人应该受刑罚，比如警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往往被司法机关内部一些人认为只是纪律问题，不应法办，并通过种种司法系统内部的“资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犯罪得不到追究，公民的私权得不到保障。

    这背后隐含的是，司法机关在保护“公权”和“私权”上的不平等，在执法中的不公平:当公民在妨害公权时，受到包括刑法在内的最严格的惩罚，如“妨害公务罪”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务人员只要有一般的踢打甚至打落“大盖帽”就可构成犯罪；而当公务人员侵害私权时，却没有受到法律及时、严格的惩罚。使得执法人员敢于“亮剑”、“上措施”，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心理底线:如果不死人、不出“大事”，他们的这些违法行为不会受到追究，相反还会因为作风“果断”而受到褒奖，这使得某些法治意识淡薄的执法人员有恃无恐。

    其实我国立法在保护公私权利方面的规定是平等的，刑法27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即构成“妨害公务罪”，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即构成“刑讯逼供罪”，两者刑期同样是3年以下，但同样的两条法律在执行过程中“执法口径”相差极大，唱成了“两个声部”——对公务人员只要有一般的踢打行为的就可构成犯罪；相反司法人员对当事人殴打，或者指使他人殴打，只要没有造成死亡、残废等严重后果的，很难受到刑罚追究。这造成了一个奇怪现象:刑讯逼供罪实际上正在消失！刑讯逼供罪是3年以下轻罪，如果造成当事人重伤、死亡的，按刑法“结果加重原则”此时的刑讯行为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所以很多新闻报道的“刑讯逼供案”事实上是被判成故意伤害罪的。为什么鲜有刑讯逼供罪的判决？因为严重的致残致死的刑讯逼供都转化为故意伤害罪，而较轻的刑讯并没有受到刑罚追究，一般只是作内部纪律处分。这使得刑讯逼供罪成为刑法上的具文。

    其中原因无非是检察院虽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本应该严格深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但却受到种种掣肘和阻挠，博弈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一团和气，却使百姓的冤情不能伸张。本案中如果不是“新换的检察长人不错”重查此案，世上也不过多了一个“因自身疾病”死在刑警队的“自然死亡”。前不久爆出的广西平乐县法官黎朝阳“被自杀”在看守所里，同样也有着好莱坞大片的离奇情节，这说明一个不能完善保障老百姓安全的制度，也不能保证法官的安全。（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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