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转型，媒体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从唱赞歌的“有偿新闻”，到转化为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有偿不闻”。从假记者横行、媒体敲诈、宣传勒索、广告逐利，到近日矿难后的“封口费”，更使这一现象发展到了极致。 “记者吃请受礼平平常常。报纸出卖版面落落大方。以至一些与新闻不相干的人也看出其中的端倪，做起了新闻掮客的生意。”（见12月1日《中国青年报》）　　

　　如今，新闻出版的大门前站满了“站街女”、“叮咚女”。“站街女”便宜，“叮咚女”昂贵。从《报告文学》3万字2万元，到某些报纸8千字一版十来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什么样的货色都有，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俊的、丑的，老的、少的，一概来者不拒，听凭个性消费，反正包您满意。翻阅触手可及的报刊，那些泛滥的专版、软文、论文，令人触目惊心。专版自不必说，公家掏钱做形象宣传，长篇累牍臭不可闻的文字根本就不顾及有无可读性，只要有上级领导和本级视察的光辉形象即可；软文则是另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笔者手头有份“卖场”专刊，期期“盛大开业”、“隆重庆典”、“辉煌周年”，记者署名的篇什全部是各卖场的传声筒，失真也罢，造假也好，来函照登；论文的臭味更是让我们看见出版物就退避三舍，从三五百元一个“豆腐块”到两三千元一个页面，一些CN刊物赚钱有术，各行各业晋职有道，人人见怪不怪，麻木不仁，或者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以为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新闻出版“常态”。 　　

　　日前，一位记者朋友告诉笔者，现在做点个案曝光，就事论事，别顺藤摸瓜，还算可以；如果想以点带面，深挖广收，发现规律，根本没门。比如河南新郑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没缴纳社保金，如果有人异地调动，这10年本该单位缴纳的社保金“必须要本人补缴”；这个补缴制度不合理，但如果报道，只说个人好了，千万别说新郑怎样怎样，因为，即使说了，也难以见报，为啥？新郑的公关厉害着呢；再说了，报社也离不开新郑的支持呀。这位朋友甚至说，有时候就连曝光一个小小洗浴中心就难以做到。你这边还没采访，那边报社就有人打招呼了，唉，今天真正的“报人”难寻呀！　　

　　21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随着一个记者团，“包吃包住包玩儿，白天听工厂介绍、逛旅游景点，晚上喝酒”，一年后，1988年7月14日《公开的新闻内幕——记者团西北之行日记》发表并荣获了该年度的中国新闻一等奖。可惜的是，20年过去了，我们在新闻出版的路途中走得并不轻松，从唱赞歌的“有偿新闻”，到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有偿不闻”；从假记者横行、媒体敲诈、宣传勒索、广告逐利，到近日矿难的“封口费”和《报告文学》的版面费，实在是黑色咏叹声声不断，奇耻大辱件件不绝。 　　

　　面对新闻界令人窒息的丑闻，怎么办？王安遭遇的一个切片令人难忘：“在火车站，见一女同志，好眼熟，擦肩而过。我们都回头看她，她也回头看我们。我们努力回想，才想起她是我们去过的一个厂的人。人海茫茫，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了，但她可能会记得我们……那天来了帮记者转了转，吃了饭就走了。可能她还知道记者团拿了厂里的钱。他们，所有接待过我们看到过我们听说过我们的人，就是从我们身上获得记者的概念的。”哦，原来如此！叫我以后如何读报纸？（朱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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